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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扭曲的枝条”(1966—1976)
“文革”开始，除了“老三战”，十七年电影被连根拔起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样板戏”电影。“样板戏”的理论依据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，即所谓的“两结合”，具体化就是主题先行和“三突出”。作为一种探索，一种样式是可以的，但它被提到唯我独尊的地位，要求所有的影片都必须根据一个公式摄制，不得越轨，这就走向了极端，对中国电影的伤害是明显的。
“样板戏”电影的创作者要解决的两个问题，一是京剧表现方式怎样进行电影化处理？二是如何创造出绝对理想的英雄人物。难为了那些一流的艺术家，他们戴着脚镣跳舞，找到了一种方法，去表现这种“先验”的英雄。电影艺术家摸索出的“红光亮”、“敌远我近、敌暗我明、敌小我大、敌俯我仰”等拍摄手法，虽然是极刻板和教条的，但也为这根从废墟上生长出的“枝条”，增添了意外的光泽。
电影的复兴(1977—1991)
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步入思想解放、改革开放的快车道。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、脱胎换骨的30年。1979年，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献《祝辞》，他说：“写什么和怎么写，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。在这方面，不要横加干涉。”吃了这颗“定心丸”，艺术家打消了顾虑，艺术实践与探索空前活跃，观众也踊跃看片，1979年，观众人数达到293亿人次，中国电影开始强力复苏。
新时期艺术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破除银幕上的虚假之风，因为在此以前，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偏离了现实主义航道。在短暂的徘徊以后，艺术家开始拥抱现实，拍出了一批新鲜的立诚的写实电影，这也是把观众请回到电影院的一条捷径。其实，真实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台阶，也是最坚实的一个台阶。因为滕文骥、杨延晋、郑洞天、吴天明、谢飞、吴贻弓、黄蜀芹、胡柄榴、张暖忻、黄健中、颜学恕等导演的努力，中国观众恢复了对电影的感受力。他们关注人的命运，反思人的价值，他们是中国电影文化重建的见证人。《小花》、《泪痕》、《苦恼人的笑》、《生活的颤音》、《邻居》、《沙鸥》、《城南旧事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喜盈门》、《红衣少女》、《青春祭》、《巴山夜雨》、《乡音》、《归心似箭》、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、《湘女潇潇》、《黑炮事件》、《野山》、《老井》、《人生》，这些作品都是勇于反映社会现实，有力表现时代精神，而且在艺术上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！尤其是谢晋的“反思三部曲”：《牧马人》、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芙蓉镇》，既对得住时代的真相，又与民众的呼声相回应，借用列宁称赞托尔斯泰的话来说，谢晋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生活的图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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