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网站11月11日文章2002年春天，我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中国工作。几个月后，中共召开十六大，完成领导人换届。当时，老式的国有企业制度和铁饭碗已被废除，变化无处不在。
各种事实证明，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事务，财富也在不断扩大。奢侈品商场和汽车经销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、上海以及杭州等一些规模稍小的城市。如今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，并且仍在扩大。
2003年暴发的“非典”让已经增长的汽车需求更为迫切。人们担心乘坐公交车会感染病毒，因此收入较高的人开始大举买车。每天新上路的汽车数以千计，同时越来越昂贵的车型取代常见的大众和雪铁龙。保时捷等豪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街头。5年前我还对此感到惊讶，现在却已屡见不鲜。
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，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便捷多了。不仅餐饮业蓬勃发展，购买进口食品也方便了。在北京，漫长的冬天也能吃到新鲜蔬菜，人们不用再储存大白菜过冬。我刚到中国的时候，咖啡还很少见，现在中国约有570家星巴克。
与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一样，中国的巨大变迁也是有代价的。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离开家乡，前往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工厂务工，“留守儿童”多达2500万。经济收益背后的代价除了家庭破碎，还有健康恶化。我在宁波一些工厂参观时，一名经理告诉我，他们工厂的工人只能在生产线上干两年，因为生产使用的喷雾涂料会让工人患上肺部疾病。
毫无疑问，中国过去十年最大的视觉变化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的，众多的体育场馆和建筑杰作拔地而起。奥运会后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经济危机，然而经济危机恰恰让中国的地位得到强化。在充足的外汇储备保障下，中国人的声音更加洪亮。
这种新姿态甚至体现在最普通的社交场合中。不久前，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家设宴，席间开玩笑说需要多认识些大款朋友，而屋子里的外国面孔不是记者、作家就是教师、艺术家。他笑道：“都是些穷人！” 然而在过去，中国人有几个外国朋友是件特有面子的事。(作者凯瑟琳·麦克劳克林，田颖译)
